【美国研究】范勇鹏:被美国政治话语掩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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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大选开锣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民粹的崛起,两党反建制派、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背后都有民粹的身影。不少人担忧民粹政治的崛起会带来不可预料的政治前景。

民粹为何可怕?说起民主,人们都会点头说是好东西。殊不知,民主本质上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多数的意见,这不也正是民粹的定义吗?虽然民粹有诸多定义,但其本质就是代表下层、代表多数。如此说来,民主和民粹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不过,说起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人们都习以为常,可说起美国的民粹现象,不少人却谈虎色变。究其原因,乃是美国的政治话语游戏留下的BUG(漏洞)。

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为民主而设计,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多数的暴政”。前面说了,多数决定就是民主的原始含义,那么多数的暴政正是民主的暴政。为此,美国先贤设计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精密机器,后来又逐渐产生了两党制,乃至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目的就是使“作为集体的人民丝毫不能染指”国家政治。因而在概念上,美国精英用“自由民主”取代了“民主”。此后,但凡符合“自由主义”定义的制度就被美国人称为“民主”,不符合这个定义的就被称为“民粹”。例如,美国在颠覆或攻击一系列拉美民选政府时,均回避它们的民主性质,而斥之为“民粹”。美国在二战后消灭欧洲左翼革命时,也用了“民粹”的标签。

说起来不得不承认,美国自己在克服民粹方面确实做得不错。首先,建国以来国家土地、资源近乎无限,长期面临劳动力不足,所以社会经济状况相当平等。直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边疆已到尽头,美国才第一次面对人口和资源的“马尔萨斯”矛盾。

其次,美国成功消除了民粹的基础。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阶级斗争高潮,其中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内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野蛮发展,迫使劳工开始罢工要求权益。于是美国政府利用吸纳移民劳动力来破坏工人的罢工努力,1864年国会通过了契约劳工法,从欧洲招募合同制工人,1865年移民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随着罢工问题缓解,法案于1868年终止。另一次是二战后,工会发展壮大使美国政治精英惊恐于革命的阴影,于是通过解除资本管制、推动全球化,使资本大量流出美国,釜底抽薪地消解了工人斗争的基础。此外,冷战结束后,苏东集团和中国的15亿廉价劳动力大军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使世界劳动力供给翻番,也极大帮助了美国精英统治的延续。两次危机中,美国精英的应对手段不同,但都实现了削弱劳工、增强资本的效果,堪称殊途同归地暂时消除了民粹的威胁。

最后,美国通过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掩盖了民粹诉求。二战后,美国人进入为权利而斗争的大潮,种族权利、性别权利、文化权利、乃至同性恋权利,你方唱罢我登场,表面上十分热闹,却唯独不见阶级权利。前面这些权利都不涉及根本利益的重新分配,精英阶层都可以容忍。而阶级权利本质是要挑战精英的命根,所以被精心包装的权利话语给长期、系统而有效地抹杀掉了。

由于上述原因,民粹诉求,或曰草根社会的民主诉求被长期掩盖在美国精英的政治游戏和话语霸权之下。然而,纸终归包不住火,上世纪80年代以来精英导向的政治经济政策使美国的阶级分化达到了历史上罕见的程度,阶级权利终于突破了种族、性别、文化等权利话语的霸权而冒了出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自觉地指向了“1%和99%”的问题,今年美国国会前的“民主之春”抗议者也触及了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因而此次大选正好成了一个民粹主义宣泄的火山口。

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桑德斯现象”。曾几何时,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就像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一样,在美国几乎意味着政治自杀。美国拥有久远的反社会主义传统,以至于德国思想家桑巴特专门著书论述《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次桑德斯标榜社会主义,竟能咬着希拉里一路过关斩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笔者的一位资深民主党朋友早些时候曾来信抱怨对选举的无奈,表示今年他唯一能接受的竞选人就是桑德斯。这在美国岂非咄咄怪事!

因而,今年的民粹风潮完全不足为奇。社会分化到如此程度,如果没有民粹崛起才是奇闻。然而,美国人民的认识水平,仍不免令旁观者“捉急”:占领华尔街者虽然指出了病征,却没有触及病根,在华尔街的寒风中站成一道凄凉的风景线,黯然淡出人们视线;今年大选中的民粹主义者,一样只能享受短暂的狂欢。大选的结果,即使猜不出开头也能猜出结局: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精英结盟的统治结构仍然牢固,虽然已经布满裂痕。关灯之后,演讲台下欢呼的民粹者们依旧哪来哪去,一切照旧。

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观念固化。在长期的教化之下,多数美国民众的头脑已经被嵌入了自由民主的“操作系统”,很难产生和接受不兼容的思想“软件”,政治想象力和洞察力受到致命的局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当问题当前,多数美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回旧的传统,建国立宪的神话回忆似乎已经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不仅仅是旧时的传统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问题,更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旧的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制约大众的力量、过滤掉人民的诉求而设计的。向美国宪法寻找民粹(或民主)利益的实现,只能是缘木求鱼,这是当前民粹主义者的深刻悲剧。

作者: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